刘培东：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态势
摘要：全球化本质上是以生产力质态跃升驱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其发展态势也会随着多元行为体的竞合博弈呈现出扩张与收缩交替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作为全球化态势演变的重要驱动，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叠加大国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外溢，使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上升，全球化发展的结构性压力持续累积。特别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资本无序扩张、生态有限承载与治理赤字加剧带来的矛盾冲突，将现行治理体系推向失效边缘。面对全球性风险挑战，全球化力量格局进入加速重组期。部分发达国家内顾倾向加重，从全球化推动者变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并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参与者变为重要塑造者。新型全球化是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新业态为重要引领，以平等有序、普惠包容、普遍安全、文明共生、绿色发展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新样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以实际行动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注入强劲动能。
关键词：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发展态势；新型全球化；中国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与全球化负面效应凸显，全球化前行的动力和阻力交织并行，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削弱。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多边主义、开放主义竞斗加剧，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支持力量相互较量，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深刻调整的态势。站在全球化演进的十字路口，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把握全球化发展大势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积极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超越封闭对抗、零和博弈，成为推动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立足科技革命驱动全球化演变的底层逻辑，分析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压力、动能与机遇，对于理性认识全球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球形态深度调整
科技革命是全球化加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理解全球化态势演变的逻辑起点。纵观全球发展史，造船与航海技术助推人类社会从相对隔绝转向交往交融的全球化时代，蒸汽机驱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孕育全球市场雏形，电力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掀起首轮全球化浪潮，信息技术带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世界压缩为休戚与共的“地球村”，全球化的萌芽、形成、扩展都离不开科技革命的持续赋能。当前，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促推世界进入“颠覆性变革新阶段”,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物联网、机器人等新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的生产方式、国家的交往方式，成为新型全球化的生成发展的强劲动能。
第一，数智技术广泛介入人类生产生活，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优化重构。相较于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技术与物理世界的智能互联为基础，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运行模式、增长方式和竞争格局，深刻改变着全球化的实践形态。数字技术的全球拓展不断消解物理边界对于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跨境远程服务、数字平台经济、区块链技术等前沿技术提高了世界互联的速度与质量，数据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上升并逐渐替代货物贸易成为核心资源，数字经济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据统计，2005年至2019年全球数据跨境流量增长98倍,2019年至2023年全球数字化交付服务出口年均增速超过10%,预计2025年数据跨境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11万亿美元。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信息空间、物理化学空间、生物空间的深度融合,智能机器人削弱劳动力比较优势在全球分工中的重要性，工业互联网以分布式生产持续拉动产业优化升级，绿色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高耗能产业重构区位，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推动全球产业分工的优化重塑。
第二，数智技术赋能多元行为体，促进全球化主体结构的动态调整。全球化主体结构是指参与全球化进程并发挥主要作用的行为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成果，新兴行为体在经济发展、文化交流、信息传播等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从而改变了原有行为体间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去中心与多中心成为技术民主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空间映射。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表现出的技术垄断性与地缘集中化特征，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再由特定技术或国家主导，而是出现一批遍布于各个领域的分布式创新集群。这种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和依赖性的集群式创新，改变了由超级大国与大型跨国公司主导甚至垄断全球化的传统等级样态，推动全球化主体结构从金字塔体系向多中心化结构的动态调整。一方面，数字技术造就“超级个体”，新兴行为体的能力跃升成为可能。当前，高新技术成果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拓展，依托社交算法、脑机接口、区块链等颠覆性技术，增强了个人、网络社群以及中小企业在信息获取、意见表达、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能力,成为新兴行为体的快速崛起和原有行为体相对影响力下降的加速器。另一方面，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源于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集群，其动能机制从英美主导的线性技术扩散转向多中心协同的创新共同体。这种超越单一霸权国线性牵引的发展势态，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重构其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位势，加速催生多中心的全球化。
第三，数智技术加速全球产供链重组，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趋势增强。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侧重基于地理边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第四次工业革命依托颠覆性技术集群，以数智技术突破时空限制，以万物互联推动全球资源集中化配置，本土化、区域化、短链化成为全球产供链空间重组的显性趋势。具体来说，通过分布式自组织架构与平台化生态整合，全球生产与服务深度融合、上下游边界趋于模糊、批量化与定制化共存，全球贸易结构从简单的制成品链式交换转变为涉及中间品的网状贸易结构。生产要素成本权重下降，技术集聚效应明显上升，全球价值链演进由成本驱动转向知识和创新驱动。在此进程中，发达国家充分利用智能机器人与数字孪生系统等新技术，对冲生产要素成本劣势，使得近岸化、本土化生产成为再工业化的核心路径。近年来，部分西方大国参与全球产供链积极性衰减，便是以近岸化、本土化、区域化代替分散化趋向的鲜明映射。
二、全球化结构性压力增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动，部分国家内顾倾向明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等逆全球化行径多发。同时，新的动荡变革期持续放大全球风险，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大国战略博弈升级、全球性问题加剧等呈现长期化态势。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叠加，进一步推高了逆全球化声势与浪潮，恶化了全球化运转的外部环境，全球化前行的结构性压力持续累积。
第一，部分国家内顾倾向明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行径多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增强世界市场活力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全球发展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凸显，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横行，贸易规则中的歧视性条款增加，贸易协议中限制与特定第三方自由贸易的“毒丸条款”频出，“世界开放指数”下滑，全球贸易和投资增长放缓，全球化发展动力被严重削弱。据统计，2020—2023年，全球贸易干预措施数量保持在4700项以上，约为2009年的两倍。2023年，世界开放指数为0.7542，比2008年下降5.43%，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开放程度均呈收紧趋势。特别是2025年以来，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对等关税”为借口，在全球范围内大搞关税讹诈，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给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严重冲击。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25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报告显示，在不可预测的贸易政策及其溢出效应的影响下，2025年全球经济前景仍高度不确定，贸易增长将继续放缓，预计降幅将超过1.5%。
第二，美西方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全球产供链面临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风险。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全球产供链的稳定运转则是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无限泛化安全概念，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凌驾在经济规律与市场原则之上，把经济活动、科技合作、商业往来、人文交流等正常活动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不断炮制并抛售所谓“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去风险”等冲突叙事。这种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行重组全球产供链的行为，直接阻碍资本、技术、人才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加剧全球产供链的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风险，削弱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从降低外资审查触发门槛到扩大技术出口管制清单，从收紧人才签证政策、强化教育背景审查到设置学术合作壁垒、进行跨境监管，从建立“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芯片四方联盟”到深化“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不断加码的限制性措施严重扭曲全球市场调节机制，人为割裂高度依存的全球生产网络，增加全球产供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暴露出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潮流而动的迷思幻想。究其本质，以“国家安全”之名行分裂世界、肢解全球化之实的短视做法，既违背经济全球化大势和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也违反经济规律与市场原则，进一步撕裂了全球合作共识。
第三，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的相互加强，全球化发展的国内根基遭受侵蚀。伴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以反建制、反精英、反全球化等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浪潮与政治极化深度耦合，对外政策日益沦为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严重侵蚀全球化发展的国内民意基础和政策实施空间。近年来，全球化发展成果分配不均引发的贫富差距和发展失衡问题凸显，欧美部分国家的传统精英群体与底层普通民众尖锐对立，叠加身份政治、文化冲突等问题，使得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凝聚力急速下降，政治极化现象愈加明显。新近一轮民粹主义几乎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英国脱欧、特朗普“退群”、法国“国民阵线”进入大选第二轮等一系列事实，深刻反映了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的现实影响力。在西方社会政治极化加剧的环境中，寻求共识、平衡利益、着眼长远的理性政策被简单化解决方案和情感煽动策略所取代，治理效能严重弱化。部分西方政客企图通过强硬外交姿态转移国内矛盾，进而采取更具对抗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本就脆弱的全球化进程。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的共振加剧，重塑了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国内政治生态，更通过压力传导机制引发其全球化政策的倒退，严重侵蚀全球化发展所需的国内民意基础与政策实施空间。
第四，大国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外溢，全球化运转环境恶化。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从乌克兰危机延宕难解，巴以、黎以、伊以冲突不断外溢到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加剧，从地表温度接近警戒阈值到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远未达标，从核战争威胁系数上升到网络安全、金融风险加剧，全球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根据世贸组织预测，若世界陷入全面地缘政治竞争的最坏情况，将使全球平均收入下降5%，平均贸易额下降13%。面对国际关系中竞争色彩的强化，全球化的顺利推进依赖多元主体尤其是大国的协同配合。但是，美西方国家仍然固守狭隘的零和博弈逻辑，企图将拉帮结派、集团对抗的冷战模式移植到全球化时代，不同治理议题的泛政治化、泛安全化倾向更加明显。从提出“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到宣布“印太经济框架”行动方案，从全面升级“五眼联盟”“四国机制”到不断深化“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蓝太平洋伙伴”，美西方国家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的“小圈子”越织越密，全球发展共识进一步弱化。
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愈加紧迫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由原始封闭的民族区域史向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经济繁荣昌盛、社会前进发展、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推动力。回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曾经在推动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中迸发出埋葬封建世界的变革力量，在资本主义上升发展过程中带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局部冲突、贫富分化、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社会撕裂等“副产品”也与全球化伴生，并成为当前全球化进入收缩期的重要诱因。特别是在新的动荡变革期，资本无限扩张、生态有限承载与治理赤字加剧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将现行治理体系推向失效边缘，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增强。
第一，以资本增殖而非人的发展为中心，全球不平等问题加剧。人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主体。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为全球化开启奠定基础，全球化的最终目标也应该是促进所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但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以资本逻辑统摄全球发展，全球发展收益由少数统治阶级垄断，全球发展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严重不足。随着全球发展遭遇低迷困境，资本无限增殖造就的“虚假繁荣”被日益拉大的发展鸿沟击碎，全球发展失衡现象日益突出。同时，技术革新与资本深度绑定进而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加速器，全球不平等问题经由“数字杠杆”放大为更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风险。现阶段，全球发展鸿沟被资本和技术的力量无限拉大，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且将继续恶化下去。世界银行《2024国民财富变化》报告显示，2020年高收入国家占全球财富总量达到70%，占世界人口50%以上的其他地区仅占7%，低收入国家在全球财富份额中的比例长期维持在1%左右，27个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财富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现象。同时，全球有近7亿人的生活费每天不足2.15美元，超过10亿人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约有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贫富分化引发的不满情绪在全球广泛传播，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多发，给全球发展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
第二，以经济增长而非协调发展为中心，发展失衡问题凸显。追求经济发展是全球化生成的初始动力，不同领域的协调发展也是全球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全球化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系统性工程，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西方发展理念，过分提升经济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引发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文化冲突、生态破坏等问题，成为逆全球化思潮蔓延扩张的助推器。尤其是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发展的低预期进一步强化对于短期、个体经济利益的片面追求，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愈加凸显。在人与人关系上，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底的发展理念引发了严重的利己主义思潮，不同个体、群体之间的争乱现象成为西方社会难以根除的社会弊病。据统计，2024年美国国会警察局收到超过9400起针对国会议员及相关人员的威胁，政治暴力与社会骚乱成为美国社会诸多深层次矛盾久拖不决的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资本超脱束缚成为统摄一切生命体的超然存在，生态环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中显现出极大破坏性。尤其是近年来，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问题不断加剧。2024年，全球平均近地表温度、温室气体浓度、海洋热含量、全球平均海平面等纪录被再次打破，近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高出1.55±0.13°C，成为有记录的175年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性问题的严峻性进一步凸显协调发展的紧迫性。
第三，以西方规则而非共同利益为中心，全球治理赤字累积加重。治理是对权威的约束和规制，也是对多元权威的承认与尊重；全球治理的实质更在于对共同利益的确认与坚持。现行全球治理体系脱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权力格局，这种以西方价值观念和历史经验为基础构建的规则框架，带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权力垄断色彩，难以有效回应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与发展诉求。伴随国际权力转移速率加快，西方中心的治理体系的非中性局限愈加明显，民主赤字、效能赤字、合法性赤字不断加重。一些国家秉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单边霸权心态，通过经济金融规则、技术标准壁垒、意识形态划线等手段，持续强化全球资源与话语权分配的不平等状态，将是否遵循西方治理理念、依照西方治理模式、维护西方私利视为推进全球治理的标尺和参考，不仅加剧了国家间的发展鸿沟与社会内部的撕裂对立，更从根本上侵蚀了以国际合作实现普惠包容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政治互信。这种固守冷战零和思维与个体主义至上的行为模式，以治理体系的封闭性与排他性来抵制权力流散，规则本身沦为少数国家维系自身优势地位、干预他国内政、实施长臂管辖的工具，而非促进公平正义与集体行动的可靠保障，进一步降低全球治理的凝聚力与有效性。同时，恐怖主义、军事冲突、气候变化等新老问题交织叠加，生成式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等技术迭代速度远超现有治理议程的能力范围，不断扩大的规则真空带来更为严重的治理赤字，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上升。
四、全球化力量格局加快重组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也是引领新型全球化的重要变革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整体陷入低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动力源，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全球南方”转移的态势更加明显。伴随国际权力结构变动与西方社会失序危机，全球化力量格局进入加速重组期。部分发达国家内顾倾向加重，从全球化推动者变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不断增强，逐渐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参与者转变为重要塑造者。在国际体系中“南升北降”趋势增强但美西方国家仍占据主要地位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围绕全球化理念、规则与秩序的竞争角力将成为全球化向何处去的关键因素。
第一，世界经济重心加速向“全球南方”转移。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现代化与全球化先发优势，确立了以西方为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种等级化的依附关系迫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动纳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贸易体系也使南方国家成为发展落后的代名词。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技术扩散、产业转移与南南合作不断拓展深化，“全球南方”国家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市场、人力等要素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竞争，迅速走上产业结构升级、贸易规模增长、综合国力增强的发展“快车道”，推动世界经济重心从跨大西洋区域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按购买力平价测算，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2023年这一比重增至58.9%。预计2026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是发达经济体的2倍以上。同时，亚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和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据统计，2023年亚洲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的占比为41.17%，约为欧盟和北美之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2025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达到48.6%。这种“南升北降”“东升西降”的发展态势，彰显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潜能，削弱了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的控制力，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大动能。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坚实力量。“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的历史机遇。冷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化浪潮，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奇迹。面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抬头上升，“全球南方”坚定支持和维护经济全球化，并以实际行动为构建新型全球化贡献力量。针对贸易保护主义与关税霸凌行径，“全球南方”国家切实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在非洲，已有47个地区国家批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自贸区启动后，预计2030年非洲内部贸易额将大幅增至5200亿美元；在南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与欧盟自贸协定谈判宣布达成，将创造覆盖超过7亿人口的自贸区；在亚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日渐成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主渠道。针对日益严峻的全球化负面效应，“全球南方”国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从“77国集团和中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呼吁构建更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到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启动损失和损害基金等议题达成一致；从举行关于乌克兰危机的高级别会议，到在第79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强烈呼声；从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重申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到二十国集团里约热内卢峰会以“消除饥饿贫困”为首要议题，等等。“全球南方”国家以实际行动为应对债务、粮食、移民、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贡献力量。
第三，传统发达国家从全球化推动者转变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和重要推动者。西方主导角色的确立与加强，客观上承担了为全球发展提供必要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伴随国家间权力的转移与扩散，出于霸权护持与固化利益分配格局的目的，主导国也会有选择地减少甚至规避应尽的国际义务，将责任向新兴大国转移。在国际权力消长与国内治理效能差异的强烈对比下，传统发达国家内顾倾向加剧，从全球化推动者与引领者变为阻碍者和抵制者，全球化引领力量的转换也成为当前全球化转型的突出特征。在贸易领域，部分西方国家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义务之上，依据“232条款”“201条款”“301条款”等国内相关贸易法律条款对他国滥施单边制裁和贸易限制措施，严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据统计，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对等关税”，将可能导致2025年全球商品贸易量总体萎缩约1%；在治理领域，一些西方国家秉持“合则用，不合则弃”的狭隘实用主义理念，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多边机制，逐渐由全球问题的主要治理者转变为全球问题的麻烦制造者；在人文交流领域，美欧部分国家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针对华人学者、中国企业与来华交流学者展开一系列调查诉讼，限制签证、取消学术交流项目、解雇研究人员、遣返留学生等行为，严重阻碍了教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正常人文交流与人员跨境流动，削弱了开放、互信、互联、互通这一全球化的核心根基。
五、新型全球化加速推进
伴随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东升西落、南升北降”态势愈加明显，“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融入并主动引领全球化浪潮，新型全球化加速向前推进。相较于资本逻辑统摄下的传统全球化，新型全球化是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新业态为重要引领，以平等有序、普惠包容、普遍安全、文明共生、绿色发展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新样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天然成员，携手“全球南方”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构建新型全球化注入强劲动能。
第一，新型全球化是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化，中国是数字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伴随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蓬勃兴起，以信息技术驱动的全球知识和信息流动成为区分新旧全球化样态的重要标志。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数字经济因其超越地缘、时空限制的便利性特征，在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与实体经济遭遇困境的发展低迷期，逐步成为拉动全球经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为新型全球化注入强劲动能。面对数字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时代潮流，中国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技术位居世界前列，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潜力与优势持续释放。据统计，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有望超过60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了4倍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1.6%升至45%以上，形成全球最大的数字消费市场。同时，针对数字技术与资本深度绑定带来的“全球数字鸿沟”问题，中国着力提升5G网络、智能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以包容合作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从旨在为非洲1万个村庄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的“万村通”项目落地实施到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从成立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数字教育联盟等平台到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等倡议，从倡导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到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交流活动，中国始终致力于实现普惠包容的数字全球化。
第二，新型全球化是平等有序的全球化，中国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维护者。全球化本质上是多元主体依托互补优势持续协作的动态演进过程，平等是实现全球合作的价值根基，有序是全球化行稳致远的基本保障。纵观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建立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赢家通吃的垄断机制基础上，强权霸道成为西方掌控世界的行为法则，“中心-边缘”结构成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全球化在空间层面的实践表征。推进平等有序的新型全球化，就是要确保每个国家和国家集团都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平等参与，坚持共享发展成果，避免贫富差距拉大和权力过度集中。同时，还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杜绝无序竞争、零和博弈、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确保全球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中国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倡议者，也始终是推进落实的坚定行动派。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全方位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减贫、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事务，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举办第二、三届中非稻米价值链合作研讨会，同巴西等国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形成“阿联酋共识”，倡议成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第三，新型全球化是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中国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建设性力量。伴随全球化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凸显，全球发展的普惠性和共享性不足，全球发展失衡现象突出。推动普惠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就是要顺应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诉求，寻找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契合点，增强经济全球化成果的共享性，解决好国家之间发展失衡问题，让经济全球化成果真正惠及所有个体。同时，还要承认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理性看待别国的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以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助力全球包容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到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从倡导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到推动全球发展机制的公平化合理化变革，从共同发起《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到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全面落实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以实际行动为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注入强劲动能。
第四，新型全球化是普遍安全的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贡献者。伴随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与多样性日益突出，人类成为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安全共同体。但是，一些国家秉持个体至上的安全哲学，无视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危与共的共同安全利益，盲目追求脱离现实的绝对安全与隔绝孤立的独享安全，热衷构建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加剧全球安全赤字。推动普遍安全的新型全球化，就是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变革绝对安全观念，统筹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安全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以共同安全塑造共有认知、以安全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以集体行动加强安全治理，致力于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面对日益复杂化的安全威胁，中国积极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开展双多边安全合作，围绕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维和反恐、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议题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和机制，促进全球和地区不同层面国际机制加强安全合作。全球安全倡议提出三年多来，得到120多个国家、国际地区组织的支持，写入120多份中国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交往合作的双边或多边文件，汇聚了国际社会应对地区热点问题与全球性安全挑战的合力。
第五，新型全球化是文明共生的全球化，中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推动者。全球化是不同国家、民族、文明间互动、融合、共生的过程。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的交汇、碰撞甚至冲突日趋频繁，一些国家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冲突叙事，造成世界割裂与文明冲突。多元文明共存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常态，文明交流互鉴也是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推动文明共生的新型全球化，就是要科学认识文明发展与人类交往规律，以开放心态理解不同文明生长的环境，以包容的胸怀与其他文明平等交流，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共同推动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存与共同发展。面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调，中国提出并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共建开放包容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常态化举办，到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融通中外；从“感知中国”“欢乐春节”“文化中国”等文化交流活动在全球掀起“中国热”，到“一带一路”成为推动国际人文交流的合作共赢之路，从连续出台免签、简化入境手续等措施，到推动联合国大会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第六，新型全球化是绿色发展的全球化，中国是绿色全球化的坚定行动派。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文明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西方国家以工业革命赢得经济“成功”的先例，诱导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生态破坏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的发展老路。特别是近年来，生态环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决定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紧迫任务。推动绿色发展的新型全球化，就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共同体意识，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超越传统工业化道路对资本的盲目崇拜。中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截至2024年12月，中国沙化土地面积净减少6500万亩，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40年保持“双增长”，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中国还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截至2025年10月底，中国已与43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55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采取共建低碳示范区、援助光伏发电系统、环境监测设备等多种合作方式，提升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与能力。
六、总结
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发展态势也会伴随国际秩序演变呈现出扩张、收缩、调整、再扩张的生命周期。从加速拓展到动荡变革是全球化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深刻重构后的更大发展则是全球化不会终结的韧性体现。新航路开辟以来，全球化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赋能下飞速向前发展，推动人类历史从民族区域史加速转向世界历史。冷战结束后，西方主导的“超级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拓展蔓延。近年来，全球化负面效应被全球发展困境低迷进一步放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上升，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放与闭关内顾的两股力量持续拉锯，特别是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互换成为全球化转型的突出特征。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化从线性扩展的加速发展期进入深刻调整阶段。站在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必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携手“全球南方”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推动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新型全球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